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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中國化的邏輯進路

內容提要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的理論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的歷史接續,是新時代黨的組織工作實踐的邏輯延伸,它內蘊著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內在統一,從而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作者簡介王剛,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理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中若干基本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6BKS034]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基地”的階段性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和推進黨的組織工作實踐中,形成了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這條組織路線包含:“一個指導思想”,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個基本點”(一個“重點”、兩個“著力”)即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培養高素質干部和集聚各方面優秀人才;“一個根本目標”即為黨的全面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的理論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組織路線的歷史接續,是新時代黨的組織工作實踐的邏輯延伸,它內蘊著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內在統一,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的理論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專門論述過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路線問題,但他們在領導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到,無產階級要取得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勝利,必須組織起來。一是無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的政黨組織。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無產階級要“使用自己的力量” ,唯一的途徑是組建與資產階級政黨相“對立的獨立政黨” ,這個獨立政黨不僅要成為工人運動的“中心和核心,” ,而且能夠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起組織凝聚作用。二是無產階級政黨組織選拔干部的標準。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政黨干部的選拔問題,他們提出,黨的領導干部僅有理論水平或寫作能力還不夠,還需要“熟悉黨的斗爭條件”、掌握黨的斗爭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以及“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中” 。這說明,無產階級政黨的干部不僅要有理論知識、有智慧、有風格、有實際革命斗爭的經驗,而且更要對黨忠誠,并自愿為黨的事業奮斗。三是無產階級政黨組織不僅要保持先進性,更要保持純潔性。從政黨的先進性上講,由于無產階級政黨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組織,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是由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他們必須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與一般群眾相比,他們必須“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是“不知疲倦的、無所畏懼的和忠實可靠的先進戰士” 。從政黨的純潔性上講,既然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由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那么,為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必須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這就要堅決清除“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 的人,永葆自己隊伍的純潔性。四是無產階級政黨要有紀律。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來自于組織的力量,而組織的力量要靠黨的紀律保證,沒有紀律的約束,黨的組織將變成一盤散沙,就無法成為一個“有成效的和堅強的組織” 。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如果“沒有任何黨的紀律”,沒有一定的紀律約束,那它就會變成像“早期基督教徒那樣的畏縮膽怯的而又阿諛奉承的組織” ,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 。五是無產階級政黨組織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無產階級政黨肩負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不僅在反對資產階級革命中需要各種人才,而且在革命勝利后,需要“掌管政治機器”和“掌管全部社會生產”的人才,還需要律師、化學家、工程師、農藝師、醫生以及“其他專門人才” 。

在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中,列寧把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的組織工作思想與俄國實際相結合,提出要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一是無產階級政黨是有組織的先鋒隊。列寧認為,無產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 。這個組織起來的政治集團應該由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應該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 ,它“不僅是思想上的統一體,而且是組織上的統一體” 。思想上的統一體是指無產階級政黨要有統一意志,即共同的指導思想,而組織上的統一體則靠黨的組織工作。二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來組織。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民主和集中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列寧繼承了這一思想,并結合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列寧強調要“實行徹底的集中制和堅決擴大黨組織內的民主制” ,他提出,無產階級政黨組織應該“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 。雖然列寧在不同時期曾提出過集中制(建黨初期)、民主制(1905年革命運動中)、民主集中制(1906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四大)、軍事集中制(1918年-1921年)和工人民主制(俄共(布)十大)等原則,但從1906年開始,民主集中制不僅是俄國黨的組織原則,而且是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要求。三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鐵的紀律”。列寧認為,要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有嚴明的政治紀律,“全體黨員不分上下都必須無例外和無條件地承認黨的紀律” 。他把“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 看作是無產階級取得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斗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四是無產階級政黨要高度重視黨員質量。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共產主義者同盟時,就對盟員標準作了七項規定,這確保了黨員的質量。列寧也非常重視黨員的質量問題,他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擔負崇高使命的特殊組織,這個特殊組織應該由“有覺悟的、決心作自我犧牲的人” 組成,因此,黨員質量直接關系無產階級政黨的前途和事業的成敗。對此,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僅僅“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更應該“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 ,黨員“寧可數量少些,但要質量高些” 。列寧甚至警示說:“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 五是無產階級政黨要培養干部,要選拔各類人才。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不僅需要培養自己的干部,而且要選拔各類人才,他說,雖然培養既有革命斗爭經驗,又有極高威信的黨員干部非常艱苦,但如果不這樣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功“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列寧還非常重視對各類人才的選拔,他指出,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具有出色的吸收人材的能力” ,“應該從人民的各個階層中、從各個階級中選拔有才能的組織者” 。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黨的組織工作思想的理論繼承,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工作思想。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突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這是強調黨的“統一意志”;強調“以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著力培養“高素質干部”和著力選拔“各方面優秀人才”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接續,彰顯出內在的理論邏輯。

二、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的歷史接續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路線是“黨在一定歷史時期,根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而規定的關于組織工作的根本方針和準則。” 它涉及黨的組織原則、黨員標準、干部標準以及黨員質量等主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把黨的組織路線歷史地推進到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

第一,黨的組織原則的確立與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史上,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使用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但他們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實踐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并在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斗爭中,逐步把民主集中制確立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確立的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一大黨綱規定,中國共產黨采取“蘇維埃管理制度” ,中國共產黨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表明,我們黨承認共產國際關于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并按照這一原則建黨。五大強調,從黨中央到黨的各個支部,都要“強毅地實行集體的指導” ,這次會議不僅首次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而且明確把民主集中制確定為黨的組織原則,同時規定,各地黨組織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當地“黨的最高機關”,并負責管理當地“黨的部分組織。” 按照六大政治決議要求,要“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黨章》也再次強調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六屆六中全會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確立為黨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具體措施,并指出誰破壞了這些具體措施,“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 。黨的七大在強調廣泛民主基礎上集中的同時,突出“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1949年9月,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再次明文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以及“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八大《黨章》提出,“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與七大《黨章》相比,“領導”變為“指導”,這進一步豐富了民主的內涵。但隨后特別是“文革”期間,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被嚴重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重新確立。鄧小平強調民主與集中的“相結合” ,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高度民主基礎上高度集中的思想,十四屆四中在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基礎上加上了“制度”,形成了“相結合的制度”,這使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表述更加規范。黨的十八大從“健全黨內民主制度體系” 的角度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可見,黨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認識經歷了確立和重新確立的復雜過程 。

第二,黨員標準和干部標準的“變”與“不變”。黨員標準是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規范黨員言行的依據,一般包括入黨資格、對黨員的基本要求等。在黨的歷史發展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黨的歷史任務的變化,黨員標準既有“變”也有“不變”。從“不變”的方面看,在入黨資格上,必須是“先進分子”,要“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要“交納黨費”等;在黨員的基本要求上,必須“為人民服務”,執行“鐵的紀律”,堅決“執行黨的決議”等。從“變”的方面看,在入黨資格上,一大到六大對黨員的國籍不作限制,八大以后要求必須是“中國公民”,入黨年齡的限制也多次變化,最終確定為年滿18周歲。在黨員的標準上,變化較大。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了“五條黨員標準”,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提出“六條標準”,劉少奇在《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中提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 等,黨針對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標準。改革開放后,黨的十二大比較全面地規定了黨員的標準,此后十三大到十七大,都強調黨員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新時代“四講四有”合格黨員標準,即“講政治、有信念,講規矩、有紀律,講道德、有品行,講奉獻、有作為”,這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員標準。

黨的干部標準是衡量干部的準則,即用什么樣的“尺子”去挑選干部。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中逐步形成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標準。在干部標準中,雖然“德才兼備”的標準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的標準則有所不同。毛澤東早在1938年就提出“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人口眾多、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落后的東方大國領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 ,是不可能完成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的。此后,毛澤東澤東又從“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五湖四海”的方針、“又紅又專”的政策三個方面具體闡釋“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干部標準的基礎上,根據改革開放的實際,把德才要求具體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并寫入十二大修改的黨章,使干部標準更加具體化、多樣化。此后,江澤民在“德才兼備”基礎上提出“高素質干部隊伍”的標準,胡錦濤突出強調“以德為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原則,提出了新時代好干部的五個標準,即“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從而賦予了新時代干部標準的新內涵 。

第三,黨員質量問題歷史思考。黨員質量是黨的生命,重視黨員質量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黨員質量。毛澤東提出,要注意吸收“真同志”加入黨組織,他特別突出以思想建設確保黨員質量,提出“大膽地發展黨”但“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 的思想。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員質量問題更加重要,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發展黨員要采取慎重的方針,不僅要堅決地“阻止投機分子入黨”,而且要堅決地“洗刷投機分子出黨” 。面對改革開放后的新形勢,鄧小平提出通過整黨來提高黨員的質量,他說:“要通過整黨,加強黨的建設,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特別強調黨員“素質”,他提出,“共產黨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黨員的數量,而在于黨員的素質。” 胡錦濤更是把抓好黨員隊伍建設看作是一項“基礎工程”,只有扎實推進黨員隊伍建設,才能“提高黨員素質”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要發揮其力量和作用,不僅取決于黨員的數量,“更取決于黨員質量。”

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特別強調,黨的干部既要“忠誠干凈擔當”和有“高素質”,又要“各方面優秀”;既要堅持“德才兼備”和“以德為先”,又要堅持“任人唯賢”等思想都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歷史經驗的總結,彰顯出內在的歷史邏輯。

三、實踐邏輯:新時代黨的組織工作實踐的邏輯延伸

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歷史上黨的組織路線的自然延伸,是貫徹新時代黨的政治路線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實踐需要。

第一,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是歷史上黨的組織路線的自然延伸。路線是管方向的,黨的組織路線是黨進行組織工作的根本方向和基本遵循。在黨的歷史上,六大首次使用“組織路線”這個概念,并明確提出,為使黨成為一個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斗的組織,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農民的意識”對“黨的組織路線”的影響,另一種是“國民黨式的組織路線” 。在分析土地革命前中期黨內連續出現三次“左”的錯誤的原因時,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黨內之所以出現這些錯誤,就是在于“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在這一時期沒有“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在與錯誤路線斗爭的同時,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逐步形成,并推動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黨的組織路線一度遭到破壞。十一屆三中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路線問題迫在眉睫,如果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問題不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 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不僅事關政治路線的貫徹落實,而且也事關中國穩定大局,事關“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這就確立了一條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治路線相適應的組織路線。江澤民進一步指出,我們黨除了要有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外,更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 ,胡錦濤更是從“根本經驗”和“根本原則”上強調,黨的組織工作要為“黨的政治路線即黨的基本路線服務 。黨的十八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戰略高度,首次提出了“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這就把歷史上黨的組織路線自然延伸到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

第二,黨的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服務的歷史傳承。關于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關系問題,列寧早就指出,“任何組織問題都有政治意義” ,這說明,組織問題與政治問題關系密切。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在這里,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干部是決定因素,是因為黨的干部對于貫徹黨的政治路線,完成黨的政治任務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此,鄧小平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 ,也就是說,黨的政治路線能否貫徹落實到位,關鍵看組織路線這個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說,組織路線對黨的政治路線貫徹執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的歷史發展證明,“從組織上鞏固黨,為政治路線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 是黨的建設重要經驗。黨的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與十八大通過的黨章相比,在黨的基本路線(政治路線)表述上增添了“美麗的”,把“現代化國家”修改為“現代化強國” ,這進一步豐富了黨的基本路線內涵。新時代黨的政治路線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習近平總書記把它稱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和“人民的幸福線”。要把“生命線”和“幸福線”貫徹落實好,關鍵要靠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來保證。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要為黨的政治路線服務。這就是說,黨的政治路線提出的“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政治任務,要靠新時代黨的政治路線提供組織保障。

第三,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需要黨的政治路線提供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優勢和力量來自于黨的組織體系。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都要靠黨的組織體系建設。黨的十八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使許多長期困擾黨的建設的難題獲得解決,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許多嚴重隱患得以消除,標志黨的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我們黨仍然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危險”。面對考驗和危險,黨的十九大提出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統領”,把堅定理想信念宗旨作為“根基”,通過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和制度等“六大”建設,最終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要求,需要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提供保證。

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突出“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這一根本目標,彰顯出新時代黨的組織工作實踐的內在邏輯。

總之,新時代黨的政治路線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內在統一。其中,理論邏輯內蘊著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工作思想的理論繼承和發展,歷史邏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的歷史接續,實踐邏輯昭示了新時代黨的組織工作實踐的邏輯延伸,實現了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合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

(本文刊于《湖湘論壇》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姓名:王剛 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職務:院長 職稱: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9年05月28日

  • 更新時間

    2019年05月28日

  • 閱讀量

  • 供稿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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